一、牌记的认知分歧
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堪称古籍版本学的开山之作，而书中执意用“牌记”一词替代前人常用的“墨图记”“木记”等称呼，甚至有意与“墨图记”加以区别，并非欲另辟蹊径，而是因为这是当时所盛行的称呼。叶德辉云：“《酒经》一种，《虬髯公传》一种，《柳毅传》一种，皆明万历间未写过之市肆账簿废纸……板心下有‘逢源’二字，不知其为市店牌记，抑账簿店之牌记。”[6]按，古代店铺往往设置布招来宣传自己的商品，亦名望子、招子、幌子、招牌等，明清以来则将其与木质牌匾之类统称为招牌。叶德辉所云“牌记”，即招牌、记号之意，类似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中所言之“起营时，留官兵于后收察遗失驼马，审其印烙牌记，各交原主”[7]，《蚕桑萃编》所称之“各商应用牌记之章程，请速定颁发”[8]云云。称之为“牌记”，既能包含商铺招牌名字，又可作为区别不同印本（或驼马）的记号，的确比木记、墨围等名称更能彰显其功用。然而对于一个学术概念而言，包含信息过多并非一定是优势，反倒容易因其范围界定的宽泛化而引发语意描述上的混乱。当前学界对牌记的认知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点：
其一，概念的广狭问题。叶德辉对牌记的定义十分狭窄，不仅需要有墨围，而且要形式如碑，学界几乎无人严守此说，纷纷在使用这一术语指称时涵盖了碑形之外的其他形状。甚至叶德辉本人在实际使用此概念时，也未能始终贯彻己说，譬如《书林清话》于“嘉靖癸丑刻《重订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》十二卷，见缪记”条下，注云“后有牌记两行，云‘嘉靖癸丑仲冬，浙江叶宝山堂’”[9]，经笔者核验，此牌记实为亚字形，并非碑形。不仅如此，对于牌记是否必须有墨围，学界的意见也很不统一。林申清主张“最初的牌记大多为无边框的刊语或题识”[10]，是以在其编著的《宋元书刻牌记图录》中也收录了不少无墨围边框的牌记。卢贤中在《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》中则将牌记的内涵范畴进一步拓展，称：“至于卷端及版心中的有关版本记载，过去一般不算作牌记，现在考虑到其性质与牌记相同，故也视其为牌记的一种特殊形式。”[11]林氏的观点较为主流，而卢氏观点则极少有赞同者。此外，李致忠《古籍版本鉴定》将“牌记”“木记”“条记”三者区分开，将刻于古籍封面页者称为牌记，将目录后、卷尾等处钟形、碑形之类的墨线框围文字称为木记，将狭长墨线框围的一句话称为条记，且称“它的性质虽与牌记、木记相同，但形式上确有不同，故称为条记似更合适”[12]。李氏认为牌记、木记、条记三者性质相同，也承认有人将木记或条记混称为牌记，但他仍根据形式差异将其区分为三种，其中的“木记”基本相当于叶德辉所谓的“牌记”。牌记概念的广狭范围不统一，症结在于学者对何为牌记的认知不同，进而导致了对牌记产生、演变过程的认知差异。
其二，牌记的起源问题。从时间序列上说，“墨线框围”的牌记出现时间要明显晚于“无边框的刊语或题识”，而学者也由此提出牌记起源于汉代、六朝、唐代、宋代（又细分为北宋、南宋两种）诸说。时永乐、王景明称：“牌记滥觞于汉简，正式出现于唐代。在已出土的汉简中，便有了牌记的萌芽。”[13]他们将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“某某书”“某已雠”等抄校人员的署名视为牌记源头，认为在雕版发明之后，“刻书者刻上自己的姓名或铺号，即发展为牌记”[14]。此论显然失之武断，板印书籍时，刻书之人与写样、校对之人往往各司其职，而铺号则为上述三种人群的掌事者或出资人所拥有，所以牌记中极少出现抄校人员的姓名。古代抄校者、刻字者经常与作者分享署名权，其本质上属于著作权而非发行权，而牌记则更多与发行权相关联。但时、王二人的结论也不乏响应者，如陈红彦《古籍文本数据格式化比较研究》[15]及王荟、肖禹《汉语文古籍全文文本化研究》[16]等书即完全采纳了这种观点。梁勇勤的观点与此有异，称：“牌记是从刊语演变而来的，最早是从六朝写本的题记演变而来。……可以说，牌记是有墨围的刊语，刊语是无墨围的牌记。最初的牌记大多是刻在行格之内的无横边栏的刊语题识。”[17]梁氏一方面称牌记“是有墨围的刊语”，另一方面又称最初的牌记大多“是刻在行格之内的无横边栏的刊语题识”，对牌记是否必须有墨围有些含糊不明，而其将牌记最早溯源至六朝写本题记的观点也极少有人赞同。王苹称“牌记产生于唐代，它是在唐人写经尾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”，他还列举了唐代刊本《金刚经》卷尾题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的例子，认为“这可以说是现有我国最早的一部带有牌记的雕版书了” [18]；许瑾亦称“书坊牌记滥觞于唐代”[19]，并列举唐代文物典籍中的“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□卞家印卖咒本”“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□”“西川过家真印本”等标识，认为这些都是唐代的书坊牌记。李致忠也倾向于唐代起源说，称“（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）这一行文字虽然没有镌刻墨线框围，类乎识语的性质，但本质与功用，很像后来刻书的木记与条记”，又称“（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□卞家印卖咒本）文字的左右侧，断断续续的墨线还依稀可见，这些痕迹很像是墨线框围。这表明刻书牌记、木记性的东西，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”[20]。但笔者复核“卞家印卖咒本”一行字的两侧墨线（见图1），右侧为单线，左侧则为双线，且距离文字较远，明显是陀罗尼经咒的右边框（梵文经咒被双线方框围起），并非“卞家印卖咒本”一行字的框围。概言之，当前主张牌记滥觞于汉代、六朝或唐代者，其所举的牌记例证皆无“墨线框围”。
图1 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□卞家印卖咒本,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称“宋人刻书……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”，虽未明言，但似主张牌记始于宋代，而谓“其外墨阑环之”云云，这种形制的牌记也的确是在宋代才出现。后世不少学者在著作中沿袭了叶氏的这一观点，如杨永德《中国古代书籍装帧》称“牌记是在宋代书中开始出现的”[21]，曹之《古籍版本学》也主张牌记“最早出现于宋代”[22]。黄强祺则更进一步称“古书刻牌记始于南宋”，“有墨围的牌记，如南宋绍兴十七年（114）婺州学刻本《古三坟书》卷末的牌记，四行五十五字，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牌记”[23]。黄氏之语错讹较多，公元纪年1147误作114，五十六字讹作五十五字，且经笔者核验，此四行文字刊在栏线之内，并无墨围。但黄氏将牌记的产生时间推至南宋也并非无见，现存宋版书中尚未发现北宋刊本中存在有墨围的牌记。
二、牌记的概念细分
在将牌记引入版本学之前，这种古籍上的题记在不同的藏书家口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称呼。确立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，绝不只是为了增加一个新的别称，而应该赋予其精准的概念内涵，使之不仅可以与其他概念区分开，还可以将原有混乱的概念体系重新建构，令版本学理论趋于完善。基于这种立场，笔者重新考察“牌记”这一名词，主张其概念应兼具三义：其一，牌记必须有墨围。无论是取其招牌本义，或比喻其形制如牌，边缘都应有墨围。古籍板片大多已有栏线，若无墨围，则题记只是栏线之中的几行文字，与其他文字相比，并不具有天然的分隔性。其二，牌记必须提供刊刻信息。如前所述，无论是商品招牌还是驼马印烙，使用牌记的意义都是为了区分同类的物品。同理，雕刻在板片上的牌记，其基础功用就是让读者据此区分开各个机构的板片，因此提供刊刻信息是必要条件。牌记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增添其他的信息，内容日趋丰富，但载录刊刻信息应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。其三，牌记必定有自己的起源诱因。当我们将牌记从其他相似概念中分离出来的时候，也等于肯定了它具有独特的外形特征与性质。这些特质当然不会凭空出现，其背后必然有相对独立的起源诱因（详见下节）。换言之，版本学诸概念的差异，本质上是各事物产生与发展机制的差异。
有了牌记概念的判定标准，我们就可以参考以上三条原则，对前辈学者混用的概念做进一步的区分。据笔者统计，曾经被混称为牌记的版本学概念共有以下五种：
其一，功德记。最著名的例子为敦煌出土的唐代刊本《金刚经》，卷尾题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，以及雷峰塔出土的北宋刊本《宝箧印陀罗尼经》，卷端题“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，舍入西关砖塔，永充供养，乙亥岁八月日纪”。笔者将这类题记重新命名为“功德记”，而非像王苹、李致忠等学者将其视为“牌记”，理由是它们并不满足牌记的前两条判定标准，不仅没有墨围，也没有提供刊刻信息。王玠、钱俶并不是佛经的刊刻者，而是出资施舍的供养人，他们可以在不同刊刻机构的板片上增加类似的施舍文句[24]，但通过这些文句并不能区分刊刻机构。若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，就明白这种刊本上的功德记，与石窟塑像、壁画上的供养人题记同出一脉，其最初源头是佛经中的“流通分”。佛教常在佛经的末尾宣扬抄写、流通、诵持佛经有无尽功德，譬如《方广大庄严经·嘱累品第二十七》称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书写此经流通四方，其人当有八功德藏”[25]，《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·劝诫品第十三》称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流通此修多罗、为他宣说，功德胜彼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、百千万分不及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”[26]，诸如此类。王玠、钱俶在佛经后的题记，只是为了标明功德回向，而非为说明板片刊刻信息。
在更晚的佛经刊刻中，也开始出现刊刻信息与施舍功德合流的现象，但绝大多数都不存在墨围，仍不符合牌记的定义。譬如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出土的辽代刊本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，卷十末题“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师赐紫比丘尼灵志彫造小字《金光明经》板一部，所集胜利，先愿上资□宗皇帝、太皇太后、兴宗皇帝仙驾御灵，速生乐园，更愿皇太后、皇帝皇后、□□皇寿、皇太叔与妃、诸王公主永纳殊祯，法界有情，同霑□□。清宁五年岁次己亥甲子□十三日丙子彫毕流通”[27]，即同时包含了刊刻机构与功德回向。此段文字虽在方框之内，乍看与墨围类似，但此方框实为板框的一部分，距离文字甚远，与牌记的墨围有明显差别。在宋刊佛经之中，比较容易产生混淆的是《开宝藏》上偶尔出现的墨围题记，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《阿惟越致遮经》卷上末尾有“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”字样，无墨围，但旁边另有三行墨围文字“熙宁辛亥岁仲秋初十日，中书札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，提辖管勾印经院事演梵大师慧敏等”[28]。此三行墨围文字尚不能排除是后世钤盖而非补刻的可能，但即便是熙宁年间于板片上补刻，笔者仍然主张它并非牌记，因为它提供的并非雕版信息，而是将开宝年间雕造的板片移交显圣寺刷印的信息。真正与板片雕刻对应的，应当是并无墨围的“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”一句。
其二，木记。木记是清代学者常用的概念，叶昌炽、丁丙等人时常以此指代无墨围的题记，当指代有墨围的题记（牌记）时，则会在前面增添“长方”“大方”等限定词，譬如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一“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”条下称“每卷末均有‘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吉澄校刊’长方木记”[29]之类。李致忠另辟新说，用木记指代钟形、碑形之类的墨线框围文字，又将狭长墨线框围者称为条记，与前人用法不合。笔者主张将木记与牌记区别开，凡内容、功能与牌记一致而无墨围者，则称之为木记。木记的出现时间比牌记更早，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进化之后的形态，但木记因无墨围，形状不似牌形，故不宜混称为牌记。按此定义，则前述《开宝藏》“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”字样即属木记。从时间序列上而言，木记早于牌记出现，是雕版印刷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形态：一部分木记是为了标记刊刻时间，以区别于其他年月的板片，另一部分则是源于版权意识的觉醒以及商业竞争的需要，藉以宣示自身权利。
其三，墨图记。按照《钦定大清会典》所述，图记、条记都是不同官印的名称，图记是一种方形官印，条记则是一种长条形的官印。但民间各类私印也俗称图记，而且不拘于形制。此处所谓“墨图记”，取其通俗广义，涵盖各式印章形状在内，也包括李致忠单独分出的“条记”。瞿镛等人以墨图记指代一切题记，而叶德辉则试图区分墨图记与牌记，只是在实际操作中难免混用。墨图记是直接雕刻在板片上的，与正文同样刷印，而与印章蘸墨钤盖有明显区别。时至清代，部分敕编图书会将所雕版片上的帝王印章单独以朱色刷印，则不妨称之为“朱宝记”。
笔者赞同叶德辉的做法，将“墨图记”与“牌记”区分开。墨图记的源头是印章，牌记的源头则是木记，二者并非同出一脉。就历史进程而言，印章的出现时间最早，但具体到雕版上，墨图记的出现却要晚于木记。究其所以，木记、牌记都是依附于板片而存在，印章却能脱离板片而自行钤盖、流通，而墨图记不过是印章在板片上的投影或分身，并非实物本体。墨图记最常见的位置是在序跋落款处的左侧，与作者印章呼应，譬如宋宝祐五年（1257）赵兴筹刻元明递修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序末落款为“宣城陈良弼识”，左侧即有“古宣”“陈氏公辅”“思诚斋”三枚墨图记。推究原委，当是陈良弼作序时钤盖了印章，刻字工匠在雕刻序文之时连同印章一起雕刻，后来入墨刷印后即转变为墨图记。尽管墨图记的轮廓线与牌记的墨围几乎无法区别，但就其文字内容而言，仍存在明显差异。墨图记以人名章、闲章较多，而即使出现了刊刻机构的堂号、斋名，通常也仅有名称，无其他干支年月等文字，更不会出现“刊”“雕”“梓”等字样。以南宋开禧年间刊本《童溪王先生易传》为例（图2），在王宗传自序之后共有三种题记，其中“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”为牌记，“大易发明”“经学之宝”则属于墨图记。墨图记中的闲章、人名章相对容易识别，但堂号、斋名则比较容易与牌记混淆，因为它们同样可以提供刊刻信息，譬如宋版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在“春秋纪年”的目录后有长方形“龙山书院图书之宝”墨图记，形状、功能都与宋版《编年通载》目录后长方形“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”牌记相似；元版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在“门类”后有钟形“三峯书舍”墨图记，形状、功能都与元版《孟子》卷二末钟形“旴（盱）郡重刊廖氏善本”牌记相似。之所以认定前者为墨图记而非牌记，是因为它们本质上仍属于印章，与牌记的功能与使用方式有差别，违反了判定牌记的第三条原则。
图2 南宋开禧年间三桂堂刊本《童溪王先生易传》，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其四，署名记。古代除了著作人会对作品署名之外，抄录者、校雠者、编纂者乃至刻字工匠都有署名的机会，譬如《集贤注记》卷中云：“其古本，亦有是梁、隋官本者。梁则满骞、徐僧权、沈炽文、朱异，隋则江总、姚察等署记其后。太宗又令魏、褚等卷下更署名其后。”[30]雕版印刷发明之后，校对者、刻字者时常在板片上署名，或希望留名传世，或以此计算工酬，或事后便于追责。早期校对者署名通常在卷末，譬如宋王叔边刻本《后汉书》在卷末即有“武夷吴骥仲逸校正”一行，无墨围；宋陈仁玉刻、元明递修本《赵清献公文集》卷末亦有“后学天台张楙校正”一行，有墨围。若是官刻本，卷末还常会罗列所有校正官的职位与人名，每行一人。这种校对者的署名记在外形上很接近木记，因而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也混称为木记，譬如“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。无年号，刻《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》二十卷，见《天禄琳琅》六”条下注：“云卷后木记有‘关中刘旦校正’一行。”[31]后世将校正者署名记移动至每卷卷首，与原作者署名并列，反而极少再有人主张此种署名记为木记或牌记。
刻工署名记的情况略有不同。早期的宋元刻工署名一般在版心的最下方，王肇文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、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所收录人名即取自此处。尽管宋元刻工人名也处在版心下方的框线之中，但几乎无人将其视为牌记。容易混淆的是，后世有部分刻工署名不再置于版心之内，而是卷末单列一行，甚至施以墨围，部分学者即称之为“刻工牌记”，譬如民国间潜江朱氏精写刻本《文微》卷末有“椠人黄冈陶子麟刊板”一行，无墨围；同文堂机器活版《监本诗经》卷末有“粤东顺邑马冈乡冯继善承刻”两行，有墨围。
此类校记者、刻工的署名记，笔者主张将其与木记、牌记区分开，因为它们大多无墨围，也有着不同的起源诱因。时永乐、王景明曾将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“某某书”“某已雠”等抄、校人员的署名视为牌记源头，实则这类人名落款恰是署名记的源头。署名记中的人名与刊刻活动有关，也可以间接用于版本判定，但它们往往与真正的牌记同时存在，互不干涉。
其五，咨文记。咨文本是级别相近的机构间的一种告知公文，其内容通常要比以上几种题记更为丰富。宋版《挥麈前录 后录 第三录 馀话》目录后，有“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，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。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，四录条章无遗，诚冠世之异书也。敬三复校正，锓木以衍其传，览者幸鉴。龙山书堂谨咨”[32]五行文字，有墨围；宋版《后汉书》目录后，亦有“时嘉定戊辰季春既望，刊于一经堂。将诸本校证，并无一字讹舛。建安蔡琪纯父谨咨”[33]三行文字，有墨围。学者多将此类亦视为牌记，但据“谨咨”字样，皆当属咨文无疑。此类咨文实为刊书机构的告示，主要意图为广告宣传，有时也以“观者其详之”“天下学士大夫请详鉴焉”等语结尾。咨文记在牌记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商品说明、广告宣传的意义，将其视为进化后的牌记也未尝不可。但笔者主张区分咨文记与牌记，原因是咨文记并非一定要墨围框起，也可以像跋语一样单篇呈现，甚至可以有署名落款。咨文记若去掉墨围，形状、内容即与牌记有明显差别，不妨视为一篇跋语。譬如宋版《诸儒鸣道集》卷末、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《尚书正义》卷末皆有咨文记，内容亦极为相似，但前者无墨围，文字中间还有版心区隔，与跋语类似；后者则有墨围，文字排布方形整齐，与牌记类似。概言之，咨文记的文体形式类同于跋语，但与跋语相比，它通常有较为固定的内容结构，主要叙述校对、雕版情况，并适当宣传自己的版本优势，几乎不会涉及其他领域的内容。咨文记是刊行方对读者的告示语和宣传语，长度一般介于牌记与跋语之间，很少低于20字，也很少超过200字。
三、镜铭是牌记产生的直接动因
从木记发展至牌记，只是多了墨围一项，内容文字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。木记直接雕刻于栏线之内，与正文相似，要比专门设计墨围更为简易自然。木记最迟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（《开宝藏》上已有木记），牌记却一直到南宋刊本中才出现，时间间隔如此之长，况且牌记从一开始就是成批出现，其中必然有某种因素启发并推动了这种加装墨围的变化。这种因素出现的时间不能早于北宋，但同时又要比牌记出现的时间稍早；这种因素必须与牌记的最初形态极为相似，是两、三行文字外加墨围的形态，所以才能启发木记向牌记演变；这种因素必须波及全国，在市场上随处可见，才能在不同地域皆促发牌记的诞生。笔者经过考证发现，满足以上条件的因素的确存在，而且具有唯一性，这就是镜铭。
青铜镜自先秦时就已出现，经过汉、唐两次高峰的鼎盛繁荣，至宋代时已进入千家万户，成为平民百姓的日用器物之一。北宋初期沿袭后周法令，铜禁甚严，但铜镜并不在禁止之列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：“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有司言江南诸州铜先未有禁法，请颁行之，诏从其请。除寺观先有道佛像、钟磬铙钹、相轮火珠、轮铎及人家常用铜鉴外，民间所蓄铜器悉送官，给钱偿之。敢有匿而不闻者，论如律。”[34]按，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赵敬的嫌名，宋代改将铜镜称为铜鉴或照子。铜镜作为百姓之家唯一合法留存的铜器，自然会成为商铺的重点售卖物品，甚至不惜熔钱铸造，“销熔十钱，得精铜一两，造作器物，获利五倍”[35]。北宋熙宁之后解除铜禁、钱禁，铜镜铸卖行业蜂拥而上，一时粗制滥造者众，原先的老字号商铺开始在镜背上添制商标字号铭，以与粗制滥造者相区分，抬高自己的身价。这种镜铭不同于前代的各色吉祥话语，而是统一放置在方形边框之内，划分为两行或三行，专门提示铸造信息（图3、图4）。[36]
图3 宋“建康府苑家炼铜照子记”铭铜镜
图4 宋“湖州石家炼铜照子”铭铜镜
《中国古代铜镜》称“北宋末年以后，特别是南宋时期，素地上铸制商标字号铭的铜镜盛行起来，铜镜的风格发生了重要变化”[37]，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。除了上图中的“建康府苑家炼铜照子记”“湖州石家炼铜照子”铭文之外，常见的铭文还有“湖州李道人真炼铜照子”“湖州真正万家无比炼铜照子”“隆兴府韦家真青铜照子”“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”“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照子”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青铜照子”“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铜照子记”等等，而着重强调“真”“真正”“无比”，说明市场上已出现了仿冒镜铭的情况。湖州铜镜（尤其是石家铭款）并非仅流通于湖州，而是行销全国，在今四川、辽宁、江西、陕西、内蒙古等地都有出土。北宋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蔡汉模墓曾出土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，可佐证最迟至北宋末此类镜铭已开始盛行。南宋初重申铜禁，“嘉泰元年五月三日临安府言：承降指挥禁戢铜器，数内该载官民户，除日前见腰带、刴鑻及鞍辔作子、照子外，应有铜器不许使用”[38]，铜镜（照子）仍在许可流通之内，这也是湖州镜能遍及全国的主要原因。
上述镜铭皆有方形框围，因为铜镜采用翻砂铸造，而商标字号不便在砂土上刻写，便以印章的方式压盖在砂模之上，印章的轮廓线随之转为框围，浇入铜汁之后即冷却定型。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镜铭显然启发了雕板工匠，他们也开始给木记增加墨围边框，框内文字自然分行对齐。牌记的出现略晚于镜铭，但突然在不同地域成批出现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不仅如此，“铜镜形式多样化是宋镜的重要特征之一。中国铜镜在唐以前以圆形为主，有极少的方形……到了宋代，除常见的圆形、方形、葵花形、菱花形外，亚字形镜显著增多……此外还有带柄形、长方形、鸡心形、盾形、钟形、鼎形等多种形式”[39]，这些新增加的铜镜形状，也与牌记后来的新增类型大致吻合。
结 语
前辈学者混淆为牌记者共有五种，分别为功德记、木记、墨图记、署名记、咨文记，它们的起源与功能各不相同，皆不符合牌记在版本学上的严格定义。为了更清晰地理解牌记与其他五种题记的区别，笔者汇总列表如下（表1）：
表1 六种题记对比
在上述六种题记之中，牌记与木记的渊源最深，而其诞生的过程又与镜铭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。一言以蔽之，牌记本质上是受到镜铭影响而增加墨围之后的木记。如果给牌记下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，牌记是在古籍刻本中用墨线围起的，用于叙述刊刻时间及版权归属的标志物。牌记的形状并无一定之规，叙述也详略不一，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并非一篇完整的文章。
本文的主要意图是对版本学上长期混用的概念进行区分，并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判定标准，以对刻本中的各种附带信息准确归类。这不仅有助于版本学史的构建，也可以推进相关概念的精细化研究，分别探讨它们各自的起源、形态、功能，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。本文还希望为古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，因为牌记的不同形态具有图像性与艺术美，一旦将其从混淆的概念中剥离出来，就能让其迈入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。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，一起探索牌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，以及它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呼吁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，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智慧成果。
注释：
[1] 按，记录牌记别称的著作和论文众多，譬如卢贤中：《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》，安徽大学出版1995年版，第140页；杨永德：《中国古代书籍装帧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78页；曲德森主编：《中国印刷法展史图鉴》， 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89页；曹之：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666页。
[2] ［清］叶德辉著，李庆西标校：《书林清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34页。
[3] ［清］昆冈修，吴树梅纂：《钦定大清会典》卷三十四，清光绪石印本，第1—5页。
[4] ［清］彭元瑞纂：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十五，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长沙王氏刻本，第10页。
[5] ［清］叶德辉著，李庆西标校：《书林清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，第120页。
[6] ［清］叶德辉著，李庆西标校：《书林清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47页。
[7] ［清］温达纂：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卷十八，清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内府刻本，第21页。
[8] ［清］卫杰：《蚕桑萃编》卷十五《外记》，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浙江书局刻本，第10页。
[9] ［清］叶德辉著，李庆西标校：《书林清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18页。
[10] 林申清：《宋元书刻牌记图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页。
[11] 卢贤中：《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40页。
[12] 李致忠：《古籍版本鉴定》（修订本）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27页。
[13] 时永乐、王景明：《古籍牌记的起源与价值》，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08年第1期，第86页。
[14] 时永乐、王景明：《古籍牌记的起源与价值》，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08年第1期，第86页。
[15] 陈红彦：《古籍文本数据格式化比较研究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60页。
[16] 王荟、肖禹：《汉语文古籍全文文本化研究》，中西书局2012年版，第55页。
[17] 梁勇勤：《古书牌记的演变及类型》，《出版发行研究》2000年第12期，第146—147页。
[18] 中国民族图书馆编：《民族图书馆学研究（四）：第十次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06—107页。
[19] 许瑾：《书坊牌记的发展及演变规律探析》，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2019年第5期，第73页。
[20] 李致忠：《古籍版本鉴定》（修订本）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27—128页。
[21] 杨永德：《中国古代书籍装帧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79页。
[22] 曹之：《古籍版本学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437页。
[23] 黄强祺：《古籍牌记简述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1985年第4期，第54页。
[24] 钱俶一生施舍佛经、佛像甚多，在出土文物中时见钱俶类似的题记，譬如绍兴城关出土《宝箧印经》，卷首题“吴越国王钱俶敬造《宝箧印经》八万四千卷，永充供养。时乙丑岁记”，智标塔出土铜阿育王塔，内铸“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，乙卯岁记”，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十二面观音应现图，末题“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”。
[25] 释迦牟尼：《方广大庄严经》卷十二，收入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3册，No.187，第616页。
[26] 释迦牟尼：《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七，收入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8册，No.231，第721页。
[27] 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：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第四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8页。
[28] 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：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第四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9页。
[29] ［清］丁丙著，曹海花点校：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，第12—13页。
[30] ［唐］韦述撰，陶敏辑校：《集贤注记》，中华书局2015年版，第245页。
[31] ［清］叶德辉著，李庆西标校：《书林清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，第90页。
[32] ［宋］王明清撰：《挥麈前录后录第三录馀话》第六册，国家图书馆藏宋龙山书堂刊本，第5页。
[33] ［南朝宋］范晔撰，［唐］李贤注：《后汉书》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建安蔡琪一经堂刊本，第36页。
[34] ［清］徐松辑，缪荃孙重订：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三十四，国立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，第31页。
[35] ［元］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384页。
[36] 二铜镜均藏九江市博物馆，图片为笔者拍摄。
[37] 孔祥星、刘一曼：《中国古代铜镜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96页。
[38] ［清］徐松辑，［清］缪荃孙重订：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三十四，国立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，第33页。
[39] 孔祥星、刘一曼：《中国古代铜镜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95页。
【作者简介】
王传龙，山东诸城人，文学博士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哲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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